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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殿军
1949-2019

本期嘉宾
与新中国同行——基础教育发展之路
基础教育发展之路
王殿军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WANGDIANJUN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王殿军
王殿军,1960年9月生于陕西。1982年1月在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97年7月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8月至1999年7月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博士后。1999年8月至2006年12月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过数学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2007年1月起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至今。

本期嘉宾

主持人

CHENZHIWEN
陈志文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分会秘书长。

教育的难点,在于如何将理念落到实处

中国教育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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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陈志文

在您儿时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您那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王殿军

上学之前,我最多的记忆是在田间地头,大人们干农活,我们小孩子一会儿玩草,一会儿观察一些小动物。

小时候,我觉得干一件事就要干好,很少想过为什么要干。我父亲想法相对比较清晰,他给我定的目标是好好读书,将来当生产队队长或会计。父母一直告诉我,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陈志文

人生不是规划出来的,是想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王殿军

对,大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但只要觉得这件事有意义,就应踏踏实实地做下去,把事情做好。在年龄小的时候,如果觉得父母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有道理,就要好好去做。

陈志文

您觉得父母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殿军

父母没有给我讲过什么人生道理,但是他们的勤劳和付出,是我一生的动力。我父亲没上过一天学,却认识很多字,字写的也不错,属于自学成才,在农村叫“白识字”。那时候家里穷,没钱买书,为了让我拥有自己的书,父亲常常点着煤油灯抄书抄到很晚,写的都是小楷,当时我就觉得一定要好好读书,否则对不起父亲。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很深,今天我书架上最重要的位置摆放的仍是我父亲抄的书。

我经常对家长们说,父母给孩子讲了什么道理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陈志文

身教大于言传,耳濡目染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您读书时,学习成绩是不是一直都很好?

王殿军

完小的校长是我舅舅,也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很有教育情怀。他是我们县中学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学业成绩非常出色,毕业那年正好赶上取消高考,只能回到村里教书。他做校长很有威望也很有成效,我们那一届同学(只有一个班,不足40位同学)中,出了好几个博士和教授。他对我的要求很严,高中时我们真的是凭兴趣学习,并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但我基本上没考过第二名,始终都是第一名。

现在想来,我的运气比他好,高中毕业就赶上了恢复高考,也正因为我舅舅的严格要求,让我抓住了机会,77年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由此,我第一次走出了家乡,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小山村到了西安,心里比较忐忑,但也充满了兴奋和好奇。

刚上大学时,我有些自卑。因为同学们所接受的中学教育大都比较系统,基础也比我好。但那个时候除了自己恶补也没别的选择,好在依仗从小锻炼出来的学习能力,我很快就知道了要学什么,怎么学。一年后,我就成为了班里成绩较好的几个人之一了。我觉得,自信与自身实力是有关系的,否则就是盲目自信。

陈志文

大学毕业后您先是当了老师,90年代又去北大读了博士。那时候博士招生人数很少,能考上是很不容易的。

王殿军

大学毕业时,正赶上延安市派人来学校挑选人才,号召我们回去建设家乡,我就去了延安大学担任数学教师。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曾到西南大学进修过两次,基本上把自己专业方向的硕士课程学完了,还做了一些研究,写了一些文章。当时我特别想考研究生,但一直没机会。

后来,我北大的导师徐明耀教授看到我写的文章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使我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折。我的文章内容正是他所研究的领域,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读他的博士,我当时激动不已。

博士毕业后,我再次回到延安大学工作。不久,国家出台了博士后制度,清华大学数学系要招1名博士后,我最终胜出了。此后就留在了清华教书,又相继评上了副教授、教授,直到有一天,组织突然找我谈话,让我担任清华附中校长。

我在和学生交流的时候一直告诉他们,人生不是一切都规划好的,想做一件事就要认真去做,机会可能就在不经意间到来了。

陈志文

也正是因为您一直很努力,又有足够的水平,人生才会有转折。您在北大清华都学习过,您怎么评价这两所学校?

王殿军

我觉得北大和清华的特点很不一样,但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北大给我最大的印象是大家在一个特别宽松的环境里讨论学术问题,不那么刻板,无论什么身份的人都可以尽情的发表意见。我感觉清华理工科的思维模式表现得比较明显,务实、含蓄和低调,做事一丝不苟,讲究程序和流程。

我希望两所学校能加强互相之间的合作。思想上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学术上应该更加自由地交流和讨论。

数学有育人的功能

也是其他科学研究的底层支撑

陈志文

您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哪个学科?

王殿军

我最喜欢的就是数学,当时数学书不多,但能找到的书中,很少有我解不出来的题。很多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解题的快乐。

陈志文

您觉得当今这个时代数学重要吗?

王殿军

我觉得数学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数学能够培养人的系统化思维,比如逻辑思维,数学可以促进一个人逻辑推理的严密性、系统性和严谨性,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有智慧,这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这是数学最主要的育人功能。

陈志文

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数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人的思维、逻辑等底层操作系统的培养。

王殿军

没错,这就是所有人都要学数学的原因。数学对一个人的智力结构和思维体系的搭建具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数学是研究其他科学的底层支撑,一个问题能用数学语言表达和描述就能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没有数学描述和数学建模很难往下走。

陈志文

有人说数学是科学的语言,这让我想起了数学和物理的对比,物理本身更强调体系性。

王殿军

数学问题要经过逻辑推理证明,强调绝对真理。

第三,数学具有工具性和应用性,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复杂的社会现象或者自然现象,并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现代所有最重要的学科发展、科学发明、技术革新,没有数学都寸步难行,比如经济学、金融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背后都是数学。

陈志文

您怎么评价任正非对数学的强调?

王殿军

我在与任正非交流时得知,华为手机将拍摄信息快速合成照片的背后,需要的就是数学。他说目前完成这些算法的专家都是国外的数学家,我能感觉到他的复杂心情,他非常希望中国有优秀的数学家能够帮助他研究算法。我们在技术上想要赶超美国,就要先有这样的科学家,没有最优秀的人才就没有最先进的技术。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擅长创新型研究的人才。

华为推出了全球人才引进计划,我非常赞赏这种做法,但也在反思我们的教育,难道要靠从全球引进信息化领军人物来拯救我们的数学,拯救我们的科学教育吗?我觉得有点悲哀。作为教育工作者,多多少少有一点汗颜,有一点惭愧。

我们社会整体教育情况与任正非所期望的教育还有很大的差距。教育从业人员应该看到我们教育存在的缺陷,应该勇敢地更新理念,改进做法,让这样的人才在中国大地层出不穷。

陈志文

您是否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介绍一下您的数学研究?

王殿军

我的数学研究实际上有点像交叉学科。早期研究的就是代数,从初等代数到高等代数,最后到抽象代数。抽象代数的研究对象已经不是数了,而是一个抽象的对象。对象越抽象,使用范围就越广,可以把任何对象代进去,只要满足一定的运算规律,即可得出相应的结果。

奥数本身没有错

但并非衡量学生的唯一尺度

陈志文

您是怎么看待奥数的?

王殿军

与常规数学相比,奥数有一些特殊的内容,思想、方法和思路与常规数学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奥数不是基础学习内容,也没有列入教学大纲,并不适合所有孩子学习,奥数更适合一些在数学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孩子,为他们补充一些更具挑战性的教学内容。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我停了女儿的奥数课,也有人开玩笑说奥数题我也不会,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认为我的女儿并不适合学习奥数,如果坚持让她学,她收获的一定是挫败感。我要找到适合她学习的内容,不一定非得学奥数。实际上她数学挺好的,几乎每次都是满分,最后学了金融。

我一直觉得,奥数本身没有错,适合的孩子学奥数也没有问题,但如果用奥数来筛选学生,或者要求所有孩子都学奥数,这就有问题了。

陈志文

也就是有些人说的,奥数无罪,有问题的是异化奥数的东西。

王殿军

没错,不喜欢奥数的学生未必就是笨学生或者差学生。有的孩子喜欢社会科学,有的孩子喜欢自然科学,我们不能说喜欢社会科学的孩子就是学渣,喜欢自然科学的就是学霸。用奥数这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孩子,这是不公平的。

陈志文

您认为出现全民奥数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

王殿军

早期的奥数并没有今天这般兴盛和火热,后来出现全民奥数的现象,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用奥数选拔和培养学生。对于学校来说,把奥数作为特色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将奥数与择校挂钩,家长会不遗余力地让孩子学奥数,不管孩子是否适合和擅长。

我认为解决奥数热的关键在于选拔学生的方式,不能仅仅用奥数作为衡量标准,单纯的奥数选拔无疑是弊大于利的。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不在入学的时候挑选人才,而是在孩子进入到学校后,再从中挑选加以培养。我们不能总把工夫用在入门的地方,而真正入了门以后又不一定下工夫了。

陈志文

在学生的选拔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殿军

我认为应该全面选人。其实考试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体验,是一种学习能力的反映。如果我们能在小升初时组织统一考试,中学就可以根据成绩录取学生,那自然就不存在用奥数选拔学生的问题了,所有的学生也就都有了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选拔是教育体系为国育人的一个流程,在这个流程中人才自然会有所分流。

陈志文

我赞同您的观点。在保证学生接受小学、初中、高中教育权利的前提下,考试也是因材施教的一种手段,我们不应该把考试标签化、简单化。

王殿军

目前在义务教育阶段采取的是免试就近入学。发达国家是在一般公立学校能够提供比较合格的优质教育,并且教育供给相对富裕的情况下,才采取就近入学的方法。发达国家目前也并没有实现教育资源的绝对均衡。

陈志文

发达国家的教育治理措施只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基于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王殿军

是的,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设计应该以本国的国情为依据,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

新高考尝试纳入综合素质评价

为学生发展提供多种赛道

陈志文

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新高考。您怎么评价这一轮高考改革?有怎样的建议?

王殿军

新一轮高考改革加强了选择性,加入了综合素质评价等。

我对高考改革的建议是应有“三维”目标,即要包含三个方面的考察。第一是文化课考试,不仅仅是高考,也应包含平时考试、期中期末、统考会考等等,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不一样;第二是综合素质评价;第三是能力测试。当我们能将这三者整合在一起作为招生的依据时,中国教育的改革才能真正到位。

一个新制度让所有人都能懂,都能满意,都能欢迎,实实在在地讲,这是不太可能的。只要有魄力,勇于实践,是可以干成的。

陈志文

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有些省份纳入了综合素质评价,比如浙江省推出的“三位一体”招生政策,您怎么看?

王殿军

我觉得浙江省很有勇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至少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目前看来,综合素质评价虽然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大家对于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还有一些争议,但我还是非常期待。我们要在符合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借鉴全世界先进国家的评价方式,认真研究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的发展状态,制定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政策。

陈志文

我们为什么要在新高考中纳入综合素质评价?

王殿军

目前主流的应试模式,从小处说,无法将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落到实处;从大处说,长此以往,真正的人才很难成长起来。

应试教育越发达的省份,往往教师水平越高,经验越丰富,孩子的自由度越低,能力也未必强。因为极端的应试教育往往是用教师多年的智慧帮助孩子走捷径考高分。这样,学生就丧失了自己梳理、总结、提炼、消化吸收知识的机会,也不会有花几天时间解决了一个难题之后的那种兴奋。我一直认为,学习过程中经历的曲折才是学生成长的关键,某种情况下,越曲折的成长过程带给学生的收获越大。

很多人批评应试教育的原因是认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综合素质不行。其实应试教育最大的害处是,为了提高效率,教师在教学中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让孩子省去了很多学习的过程。

陈志文

我们在人才评价中讲去“五唯”,毫无疑问唯分数是不对的,但在学生评价中,要求学生在所有方面都全面发展是否合理?

王殿军

综合素质评价并不代表要求学生全方位发展。打个比方,如果甲的跑步是强项,他可以利用跑步拿到高分;乙的跳高是强项,他可以利用跳高拿到高分,还有的人强项可能是游泳、篮球、绘画等等。每个学生的强项是不一样的,但是通过某个数学模型的计算,他们的强项是可以等值的。

综合素质评价其实就是学生个性的集合评价,需要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让每个人的个性特长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发挥作用,而不是要求十项全能。

陈志文

综合素质评价为学生提供了各种赛道,这也就是您所开发的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的意义。

王殿军

没错,综合素质评价更科学的说法是多维度、多元化的测试。

陈志文

样样都好,其实就是样样都不好。在我看来,素质教育首先是一种意识,有了意识,教什么都可以成为素质教育,教语文、教音乐都可以。

王殿军

是的。一个人不太可能做到样样都好,不要仅仅围绕考试转,要因人制宜,每个学生的个体素质就得到发展了。不过也应在一定的最佳时期内让孩子的素质得到全面发展,因为我们有时候说不清哪一种素质会对人未来的成长与发展产生影响,世界教育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陈志文

您如何看待减负?

王殿军

我觉得减负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减负,要明白负担指的是什么。减负本来就是相对的,在普遍意义上提减负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一个120公斤的杠铃,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难举起来,是负担,但是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举起来就相对容易。

陈志文

不能一刀切,要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因材施教。有些孩子不喜欢学习,学十分钟都会觉得累,但玩游戏,三天三夜不睡觉也不会觉得累。负担其实就是心理感受。

王殿军

非常赞同你这个观点。我认为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这才是真正的减负。